把球丟到看得見的遠方—專訪龔書章

文字｜劉亞涵、照片提供｜龔書章

在龔書章的世界裡，冒險從來不是一頭熱的衝動，而是帶著計畫與判斷的行動。
他用十年為刻度規劃人生，從建築師到教育者，從蓋房子到社會設計，每一次轉身都像是把球丟向遠方——確定方向、看得見光，然後一步步走近它。
這一次，我們邀請他來談談關於冒險的態度、設計的力量，以及他眼中的城市未來。

Q：在建築領域耕耘多年，您如何長久保持熱情？
對我來說，設計隨著經驗與年紀，影響力變得越來越深。這種影響力不是外顯的，而是向內探究的——看到因為設計思考，改變了社會上一件小事，帶來的滿足感，比創造一棟獨特建築還大。因為那件小事，往往能引發長遠的變化，可能是一所學校的角落、一個城鄉的轉角，後續影響會慢慢擴散。
年輕時，我在意的是大型、顯眼、能馬上辨識的設計，這對創作者當然重要，但隨著時間，現在的我更被「微小卻有巨大影響力」的事吸引。宏大的與細微的設計，對我來說同等重要，都需要用專業去面對與解決，這是我在成長過程中非常真實、具體的體會。

Q：是否曾經設想過自己的人生軸線？
我24歲的時候就替自己想好了35歲的樣子——我要當建築師、要教書、還要寫評論。然後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去做，結果真的在那一年，同時開了事務所、站上講台、也開始寫專欄。然後2009年，我46歲的時候，做了另一個大決定——關掉事務所，回到學校。
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覺得我要退場了，但這其實是我當年開事務所的當下就已經做好的決定，我想從第一人稱的創作者，變成第三人稱的發動者，把設計從個人作品，推進到能影響更多層面的可能。



Q：在設計這條路上，您嘗試做過哪些冒險？
我一直覺得設計不只是蓋好一棟房子就結束，它應該是一個啟動器。我在2009年第一次受邀去尼泊爾蓋一座醫療小站，但我不想讓這個機會最終只完結在一個小屋子，所以我多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培訓了一些台灣年輕人，再到當地和居民們一起一步步建造，這個過程很重要，才能讓空間跟社區緊密綁在一起，後來那座小站成了村落的生活核心，我們也把「義築」的想法帶回來，變成一個可以長期運作至今的協會。我也冒險挑戰過體制（笑）。921大地震之後，校園重建變得熱門，當然初衷是件好事，但走到後來標案大多流於陳腔濫調，像是報告書裡一定要有「社區營造」、「綠建築」、「開放」這些關鍵字才能過關，突破性的設計愈來愈少，所以有次我就索性不寫出來，在競圖報告裡刻意避開關鍵字，只把理念落實在設計裡，結果當然是在書審就被刷掉了，這是預期中的「失敗」，所以我不沮喪，只是難過在真的證明了，當一個原本很有活力的運動，變成只看口號的時候，就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彈性和生命力。

我一直深信，設計真正的影響力，不是在完工剪綵那一天，也不是公式化的答案，而是可以真正的解決問題，與社會共同運轉，並持續地往前走。

Q：近年您積極推動社會設計，推動您的動力是什麼？
我常覺得我是以十年為一個單位在生活的，從事務所到學校，從建築設計到系統規劃，現在關注的是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——交通、醫療、教育、居住、街道生活，這些東西都是彼此環環相扣、互相牽連的。空間的角色，反而是最後一步，我常說那是「最後一腳」。真正決定事情成敗的，是前端怎麼跟醫療、社福、產業、政府各個面向建立溝通和對話，等到最終出腳的時候，那顆球才會穩穩落在對的位置。過程裡，我特別喜歡找那種在單一領域特別專注、甚至尖銳的年輕人，跟我一起走，因為他們的球常常丟得很遠、很野，我的角色就是幫他們看到球在哪裡、告訴他們路可以怎麼走得到，但是我不會想去削磨掉他們的銳氣或稜角。我常跟他們說，失敗沒關係，但不要被挫折困住，沒踢進的球，就帶去下一個場域，總有一天會命中紅心的。

Q：人生走到了6字頭，如今的冒險與過去有什麼不同？
我一直不太把冒險當成一頭熱的往前衝， 對我來說， 它應該是有準備的。你要先看清問題、盤整好關係，甚至把可能的風險放進口袋，然後才出手， 出手的那一下要很乾脆，就像做設計的亮點往往只要出一刀，那一刀不是為了耍帥， 而是很精準的， 像是把一顆光球丟到很遠的地方——遠到可以指引方向。如今最大的不同是， 我不再感到孤單了， 年輕的時候大多是孤軍奮戰，現在身邊信任我的夥伴變多了，有政府、基金會、企業、學界的人願意一起走，因為該陪你走的人都在，這個年紀的冒險，反而成功機率變的更高了，可以刻意保留一點留白，讓改變有空間也有機會發生。所以我常跟學生說，不要怕把球丟得遠，也不要怕過程繞路，只要你還看得見那顆球的光，總有一天會走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