獅子走出藏身的房間—專訪獨立記者劉致昕：「我的冒險是，面對讀者」

文｜蕭詒徽
攝影｜YJ Chen
圖片提供｜劉致昕

今年三月三日早上，劉致昕把遺書交給伴侶。當天晚上， 他就要搭機二度前往烏克蘭。他說，萬一回不來，至少一切清楚明白。對他而言，去戰區最大的賭注，不是自己的命，而是伴侶的生活：「我死了就沒事了，但他還要活下去， 還要處理我們的事。」伴侶沒有阻止他。出發前兩天，家中氣氛安靜，兩人心照不宣， 沒有多餘的話語。為什麼再一次去烏克蘭？劉致昕說，是因為「上次沒做好」。

失敗

這一次， 離開烏克蘭後他沒有立刻回台， 而是繞道柏林。某天，走向地鐵站的路上，劉致昕昏倒了。結束報導工作後他自認狀態良好， 直到在柏林摔掉膝蓋上的一塊肉，他才意識到，身體早已透支。

「原來我很累。」醒來後他這麼想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明確感覺到，自己必須開始取捨——不是每個邀約都要接，不是大家給他什麼他都要去做。然而，取捨對他來說，似乎也並不是為了自己。他至今認為三年前的那次烏克蘭記者工作是一場大失敗：戰爭爆發的八個月內，他做了大量採訪，除了文字報導，還包含一系列Podcast和一部專書。然而，他卻覺得真正完成、滿意的內容不到一半。

《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》新書發表會那天，他在台上完全說不出話， 只是不斷感謝受訪者。分享結束之後，他躲到舞台旁的牆邊蹲著——「我沒辦法幫他們代言，也不知道該對台下的人說什麼。」那不只是密集書寫戰爭的內在耗損，也包含對內容傳遞並未觸及受眾的覺察：「我不知道怎麼樣在當時的台灣人面前去說這件事情——應該說，我不知道我得說什麼是他們要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麼才能真的讓他們認識我們採訪的這些故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完全失敗。然後我連坐在台上都沒辦法。」

2025年，劉致昕重返基輔近郊小鎮布查，探訪三年前見到的兩位八十餘歲的長者。兩位老人家在俄軍佔領時飽受威脅、辱罵，勉強生還。三年後劉致昕重訪，老人家們拿出三年前彼此交換的信物，劉致昕則把攝影楊子磊拍攝的兩人合照，護貝帶來給老人家們。

對劉致昕來說，記者的工作，不只是完成紀錄、書寫故事，還包含了怎麼讓那些故事抵達他人心中。所謂「取捨」， 不只關於如何分配、保護自己的力量，同時也是「做得多不代表做得好」的領悟。今年，當第二次前往烏克蘭的機會來到，劉致昕感覺自己一定得去，但本來並不知道原因。出發前，他抽了塔羅牌，牌面告訴他：「你失去了信念，唯一的解法是行動。」

角色

這三年，卸下《報導者》工作之後，他投入各種不同的身份。這或許也與那次透支有關—— 38歲的他， 把各種嘗試視為經驗上的重訓：「四十歲之後，可能沒有那麼多耐心和體力去學全新的事，所以要趁現在去試。」

「四十歲之後長肌肉的速度跟效率是比較低。所以現在趕快把下肢的肌肉加強，不然之後要花更多的力氣。」第一次從烏克蘭回來，他自認沒能把故事傳給足夠多的人。第二次，他換了做法：除了長文報導，還與不同平台合作、上Podcast、辦放映會，短短一個半月跑了二十多場活動，甚至到美國巡迴分享六場。

2025年，劉致昕於Access Now的工作，將全球最大的科技與人權會議帶來台灣，三千多位專家與行動者齊聚，聽見台灣的故事，搭起合作橋樑。

「我不確定有沒有效， 但上次我沒做，這次就一定要試。」如果說真有什麼是風險的， 或許是他仍不知道在這個時代， 什麼真的可以碰觸到讀者。「你不覺得，面對讀者才是真正的冒險嗎？ 」日前， 他剛離開國際人權組織AccessNow。在組織裡的日子，他看見不同角色的重要：有時是協調者，有時是觀察者，有時是執行者。他相信，角色完成得好，本身就是對議題與世界的貢獻。

雖然職稱改變， 但劉致昕不覺得自己離開了原本的價值觀或關注的事： 身為記者， 他一路以來做的報導多是人權議題， 而在組織中做的事情也都和人權相關。「之所以嘗試， 我只是想知道， 在這個生態系裡還有哪些位置， 能讓我在乎的事情發揮作用， 於是去不同的位置學。」

「這條軌道我從來沒有懷疑過，也沒有迷失過。只是沿著同一條軌道，看見不同的位置可以試，想找到更多能處理問題的方式。」

終局

彷彿是一次次更多、更繁複的挑戰，但劉致昕卻說，他很少覺得自己在賭什麼。談到「代價」，他說自己不這麼看：「如果是正確的價值，我就會去賭。」但他不會賭別人的人生。今年前往烏克蘭前交代後事，是他少數覺得賭了些什麼的時刻。

「付出時間、體力、情感，對我來說不算代價。因為那是實現價值的一部分。」柏林的昏倒提醒他，付出需要更有策略；烏克蘭的行動則確定了，他仍想把身體丟進現場。兩者相加，成為一種劉致昕式的冒險定義——不是因為知道可以交換什麼，而是就算知道風險，還是要走。可是這樣這樣的話，什麼時候才能停下來呢？

「我最近在看一部日劇叫做《獅子藏身的地方》。」他說，「然後我才想起來，我小時候好像有一陣子有自閉傾向，就是我是會躲在那個家裡面的茶几裡面都不出來，只要有外人來——外人指的是不住在這間屋子裡的人——我就會躲進裡面。」「如今每一次對公眾發聲——無論是在戰地的簡報會、國際組織的會議，還是面向台灣讀者的分享——對我覺得我每一次都是離開我的房間去登台。」

像是從安靜的封閉空間，推開門，走進聚光燈下的瞬間。起初不習慣，甚至緊張到會發抖，但慢慢地，劉致昕學會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他說。離開房間，並不是要改變自己，而是為了讓自己能在重要的時刻，把該說的話送出去。



「每次進入那些身份， 我都是不舒服的，因為我最舒服的情況下就是躲在衣櫃裡面。但我已經不覺得這些是掙扎。只要對整體來說我可以做到一些更有利、或是現在需要做的事……只要我有機會把那個角色活起來的話，那我就會去做那件事。也許因為如此，我並沒有一個對冒險的終局想像。我就是需要不斷去看見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。」

「假設我還被認定是一個可以說故事的人，我就會繼續分享我所看見的故事。如果我覺得我分享的方式不夠好，或是不夠跟得上大家，或是沒有辦法讓你跟著我一起去看到我所看見的，那我可能得再學這樣子。」

「這大概，才是我真正的冒險。」他最後說。